第五十六章 仇日反高丽的刘行首（续） (第1/3页)

    那么，高丽商人怎么了？

    在这个大宋的南宋时期，以一人之力抵制日货的珍宝行行首刘钱认真地说：“他们均是金间！”

    靠！万士达和吴大鹏面面相觑，老刘啊，咱们是商人，信奉这个实用主义，挣钱是第一性的，你管这个间谍干嘛，再说了，现在金早都被灭了啊……

    “他们均是金间！某绝不能与他们来往……”

    中年愤青，珍宝行行首刘钱又重复了一遍来表明自己的商业态度。

    看来，这是真的不能帮他们的忙了。

    有宋以来，高丽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高丽也先后称臣于辽、金，向其纳贡。

    因受辽、金制肘，高丽与宋朝的朝贡关系并不顺畅。

    从公元994年起，开始受制于辽的高丽，在受辽之册封，奉其正朔的同时，仍不时向宋朝贡，这是属于“感动大宋”的行为了。

    宋真宗曾经“诏登州置馆于海次”，以待高丽使者。

    高丽王曾经派遣293人的庞大使团奉表来朝贡，贡金器、银刀剑、鞍勒马、香油、人参、细布、铜器、黄、青鼠皮等物，明年二月辞归，赐予有差，遣使护送至登州，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。

    高丽人当然喜欢来朝贡了，因为大宋的产品过硬不说，给的回赐也高，利益在里头呢。

    还有一点，就是他们私人也可以自己带一些货物……

    对宋朝的决策者来说，高丽频频入贡，这个经济行为可以为达到“结之以谋契丹”的政治目的，提供了千载良机，于是厚遇来使，与夏国使同等对待。

    高丽贡使旅途所居亭传，皆修葺一新，且“皆名高丽亭”。

    神宗又下诏“立高丽交易法”。

    此前，朝廷回赐使者，“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”，而新立的“交易法”则认为估准贡物，“有伤事体”，因而规定“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，以绢万匹永为定数”。

    这其中的朝贡贸易的非经济性特征于此可见一斑。

    到了徽宗这一朝，同样为了达到“联丽抗辽”的政治目的，更加优待高丽来使，“升其使为国信，礼在夏国上，与辽人皆隶枢密院，改引伴、押伴官为接送馆伴”，再次提高接待规格，而其他朝贡国从未享受如此殊荣。

    不过，此时辽政权已处覆亡之前夜，北宋苦心经营的“联丽抗辽”的朝贡外交终成泡影，把普通的经济行为政治化的企图没有实现。

    北宋灭亡后，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在强敌金国的威胁下，抱残守缺，因而不再对“结高丽以抗金”抱有幻想，于是具有大宋特色的国家实用主义抬头了，大宋的南宋时期，他们整体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：对两者的朝贡关系，态度遂经历由冷漠到敌视的转变。

    而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：南宋朝廷对向金奉贡称臣的高丽的戒备和恐惧之心越来越重，甚至于视其贡使为金国间谍。

    在绍兴六年(1136)，“高丽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，赐金帛遣之，惧其为金间也”。是以高丽使臣被拒之门外。

    在此，朝贡的政治、军事意义，以另一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。

    哪里有那么多间谍啊，但是，这种国家层面上的不自信也影响了民间，若不是确实要高丽商人的人参、松仁等，恐怕民间的商业往来也早都停摆了！

    一个国家如果有真正的自信，绝对不会在商业往来中害怕间谍。

    也许这种情绪